这篇文章是一位老护士的儿子给中国护士网的投稿，他的的母亲是50年代的老护士，曾经在廊坊市人民医院当过护士长。退休在家常常回忆起过去，而且也非常关心我国的护理事业发展。近来她写了一些文章，其中有一篇是回忆解放初期护士生活的，文字虽不是很讲究但充满了老人家对护士职业的热爱。

　　------

　　一九九四年我家因拆迁搬到了春河小区，老伙伴耿淑英也搬到了这里，一年以后李娟也搬了过来。光阴荏苒，半个世纪的老姐妹分分合合又凑到了一起，这也是缘分。我们在一起常常谈起那个时候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提及往事总是有太多的感慨！

　　------

　　共和国刚刚成立，十六七岁的姑娘和小伙子们抱着爱国的热情，满怀一腔热血，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从学校，从家中走出来，参加革命，当了护士。

　　由于刚解放，国家百废待兴，当时医院的条件很差，医疗设施非常简陋，病房设在七神庙，后勤在“船会”院内，院部和门诊部都是征用的民居四合院。医院实行半军事化管理，生活实行供给制和半供给制。工作人员大部分是从部队转到地方的同志，还有我们这些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小护士。医院收治的伤病员是伤残的荣军，还有地方干部和少部分老百姓。当地的群众大多都在门诊看病。

　　我们那时的工作没有节假日，也不是八小时工作制，只有白班和夜班。下了班主要是学习、开会和搞一些活动，工作、生活紧张又很充实。起初我们大部分同志还都没有自己的小家，革命的大家庭就是我们每一个同志的家，同志之间的感情就象兄弟姐妹一样，就连住院治疗的伤病员也像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成员。直到现在我们还记得很多伤病员的名字。
　　那个时候参加了革命就是公家的人了，除了身上穿的和铺盖外一无所有，但也不觉得委屈。还记得我参加工作时从家里带出的一个背包，里面有被褥和一个枕皮，枕皮里是换洗的衣服，还有一个书包和网兜里装着的脸盆和牙具。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了。其他同志也基本如此。正如歌中唱的“哪里需要哪里去，打起背包就出发”。我们没有工资，出来干革命也没想过要工资。发一些服装费买来灰布蓝布，做上一件列宁服，真是美极了。我们的零花钱就是发的一些洗理费，男同志一元，女同志比他们多五角，用来买一些本、笔、牙粉、肥皂等必需品，在给家里寄封信就没有了。护士排住在一起，都是集体宿舍。我们护士排不知是谁编出了顺口溜：医院三大阔，张强、刘林、李无过。他们有的是领导，有的是医生，因为他们有孩子，发保育费，所以他们就成了医院里的“富裕户”。还有：医院三大穷，金生、铁山、吴章雄。因为他们都是小护士，一没钱，二没家，也就成了我们这些穷护士的代表了。

　　那时我们除了给病人打针服药等治疗外，病人没有家属陪伴，所以他们的生活起居都要由我们管。打水、送饭、搞卫生，重病人翻身、搓背、喂水喂饭、端屎倒尿、甚至给重病人擦屁股都由我们做。按规定每周必须做七件事，周一晒被子、周二消毒大小便器、周三给病人剪指甲、周四给病人洗头理发、周五给病人洗脚、周六给病人擦背、周日要换床单，这些工作护士长都要检查的。那时没有自来水和下水道，所以做起这些事来很不方便，又苦又累可是我们任劳任怨。我们把南丁格尔和白求恩的精神融入到自己的工作中，我们只有一个信念，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当我们遇到一些蛮不讲理的病人和不配合治疗的病人时也会发一些牢骚，“调皮捣乱来住院，不是一天一针，就是苦药水灌”，还有人说“大便器、小便器护理员的好武器”。其实也就是说说罢了，我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真要是用这些做“武器”是严重违反纪律的。

　　我们有严格的纪律。我们谁也不能吃病人的东西，有位病人出于感激给了护士一个苹果，害得她写检查，大会点小会批。刚解放，医疗器械十分紧张，管理很严，象注射器、体温计这些东西我们使用起来格外小心，因为损坏了是要赔偿的。记得有一次我端着九支体温计去给病人测体温，已经发出了四支，出病房被门槛绊了一下，五支表全摔碎了。我吓哭了，赶紧写了检查交给了护士长。为这事我两夜没怎么睡觉，最后大家讨论，说我能主动认识错误，检查深刻，再加上平时工作不错，所以同意只赔偿两支的费用，要是全赔，我怎么赔得起呀？

　　那个年代经济困难，药品短缺，医疗条件有限，技术水平不高，多少不该死的病人因没得到很好的救治，而身亡。我很清楚地记得一个叫孙砚田的区委书记，得了结核病以后来我院治疗。住院期间病情加重，最后由上级特批了五支链霉素。这五支链霉素还没打完，孙砚田同志就去世了。现在别说是五支，就是五十支也用不着特批呀！想起来真让人惋惜。
　　因为病人没有家属陪伴，病危临终的病人要离开大病房单独护理。在胜芳七神庙的后面单有一个院，由于平不常没有人，所以锁着门，院内有半人深的草，经常有一些黄鼬、刺猬、蛇这样的小动物出没。北面的棚子里放着几口白茬的棺材，还有些冬天用的破炉子，和一些没人认领的死者遗物。这样的条件能不害怕吗？可是该谁值班谁就得去。有一次夜班该我值特护，我一个人在东厢房的土抗上护理着一个奄奄一息的破伤风病人。他牙关紧闭，肌肉痉挛，角弓反张，发作的很厉害，我要按医生的要求对病人治疗和观察，直到病人停止呼吸。可我还是不能离去，要做死亡料理，填写报告单，给死者穿衣服，一直到天亮来人装殓，才能下班。说不害怕那是骗人，现在想起来也毛骨悚然。可是那时侯也顾不上想什么，只是感觉我在上班，这是我的责任，这是我的责任。

　　我们的病房很分散，东一个院，西一个院，南一间房，北一间屋。窗户是纸湖的，每一年刚一入秋就要挨屋糊窗户纸。入夏还得把窗户纸撕下来糊冷布（相当于现在的窗纱）。因为没有玻璃，挡不住风雨每当风雨来临，别人往屋里跑，可我们护士得往外跑，去挂雨搭。这雨搭很重，是用席子钉在木框上的。我们没有那么大劲，所以挂的时候要用头顶着，双手托着找挂钩，雨水泥水弄的满脸。如遇上风大就更费劲了，弄不好就被雨淋成落汤鸡。为什么不提前挂呢？因为提前一挂屋里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那时病房里用来照明的就是煤油灯。夜里我们巡视病房，送药打针，都是一手提灯，一手提药蓝。上夜班前要先擦一遍提灯，为的是能更亮一些。手术室要用汽灯，手术时要有专人管汽灯,很麻烦。大约是一九五三年秋天，甄杰、毛兴明（廊坊电力事业创始人）他们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个发电机，从此胜芳就有了两个人的发电厂。轰隆隆的发起电来，先受益的是医院。那天我们高兴的象过年一样，从此手术室告别了汽灯，可是十二点以后就停电了，我们上夜班的护士还要用提灯。

　　我们值班，夜里是绝不能睡觉的，这是纪律，因为打针，喂药，处理病情，一夜要巡视五六次病房，哪还有打盹的时间？春夏秋三季还好，最难熬的是冬天的夜班了。
平时我们时间表安排的很紧，每天不到六点就起床，六点要上文化棵，七点半吃早饭
　　八点要接班，白班十个小时，夜班十四个小时。晚饭后七点到九点是开会和学习，只有星期六、日晚上是例外。结了婚的可以夫妻团聚，谈恋爱的可以出去约会，我们这些没家没业的就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去到大堤上玩。说说笑笑开心极了。只有这个时候，时间才属于我们自己。

　　哪个时候收音机还很少，也没有扩音设备，为了搞好宣传，我们就采取一些土办法，站在较高的房子上，用铁筒喇叭大声读一些报纸摘抄，再远一些房子上的人重复这些内容，大家给这种宣传方式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高房广播”。

　　医院的文艺活动在当地是很有名的，演一些秧歌剧“兄妹开荒”、“大生产”、“走上新路”、“鸭绿江边”，还有歌舞、秧歌、腰鼓等等。每逢节日小护士们就可以大显身手了，而且一演就是一个晚上，总是弄到十一、二点，多冷多累我们也不怕。总之，心理是快乐的。
　　为了让一些较轻的病人能有一个好心情，尽快恢复健康，有时我们内外科的护士联合起来留下俩人值班，照看重病人，其余的护士带上饭和必备的药，划上船，和伤病员一起到荷花淀去享受大自然。那时的胜芳是地道的鱼米之乡，到处是荷花、莲藕、芦苇、鱼鹰子，湖水清澈见底，鱼虾在船边游来游去，我们唱着笑着，也忘记了谁是伤病员谁是护士，开心极了。

　　我们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真象一个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同志之间的情感，真挚的友谊无处不在。有时，女同志洗衣服，男的也来参合，我们就叫他们去挑水。他们的衣服破了，我们也会帮他们去缝。同志之间偶尔也会有一些小矛盾和小摩擦，甚至是吵架哭鼻子，可是事情一过就完了，谁还会记那些。

　　----------

　　光阴似箭，日夜如梭。回忆那个时候，我们为新中国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无怨无悔。现在我们都已白发苍苍，有的老伙伴已经提前去见了马克思。我们老姐们常在一起说：我们的孙子辈都到了我们哪个时候的年龄，如今他们开着汽车、打着手机、用着电脑、吃着大餐，充分享受着新时代和高科技的成果，怎么会想到我们哪个时候的岁月呢？而我们在半个世纪前做梦也想不到杨利伟会驾着宇宙飞船遨游太空。再过几十年我们的孙子辈也做了爷爷奶奶的时候，这世界不知要发展成什么样子呢？我真诚的为他们祝福！